列宁是布朗基主义者吗——答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革命理论的责难

列宁与布朗基主义的关系历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经济的落后使得革命的政治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不可能相结合,无产阶级不顾客观经济条件夺取政权将是国家的最大灾难,列宁寄希望于少数人的密谋和暴力是布朗基式的＂民意主义＂。理论与实践都已经证明,普列汉诺夫不顾时代的变化而教条式地固守马克思的个别论断,误读了列宁的革命理论,是时代的落伍者。重温列宁的革命理论,我们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评价革命队伍内部犯了错误的同志、如何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如何面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困难等,都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客家妇女对革命的贡献

中央苏区客家妇女积极参战、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及尽其所有地支援前线等,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分析中央苏区时期客家妇女参加革命的原因及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有利于解剖历史,鼓励当今的客家妇女和有志妇女发扬优良传统,为中国的更加美好而努力奋斗。     

主客体关系视角下的马克思哲学革命

传统西方哲学以抽象主客体关系为发展主线。马克思在颠倒黑格尔思维和意志之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实践为基础的感性主客体关系,从而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革命性变革。通过这种变革,马克思建立了一种实践的、经济的、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人学革命与以人为本从空想到科学的跨越

马克思人学之所以能够超越西方传统人学而走向科学,关键在于实现了一场人学范式革命:从理论人学转向了实践人学。理论人学蕴涵丰富的人本主义思想,但由于其理论本身的缺陷,“以人为本”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空想。而在这场范式革命中,马克思创立的实践人学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本质、人的地位、人的发展等方面都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全面超越了传统人学的理论缺陷,“以人为本”也因此才走出了思辨之域回归了生活世界,由空想变为了科学。     

恩格斯"和平长入新社会"思想探析

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提出了“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的思想。在恩格斯看来,工人阶级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存在着暴力革命和合法斗争两种可选择的手段。前一种手段对于早期工人运动来讲是适用的,甚至是惟一的选择,而这种手段由于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失去其应有的作用。普选权的实行,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只要善于利用,选举权就能够由历来是骗人的手段变成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旧社会就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     

从权利政治观浅析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

权利政治观是构成洛克自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论》的论证基础,与其政治社会的构想有着紧密联系,对后世的政治实践与现代政治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文中从权利政治观入手,着重分析自由权、财产权、革命权在其政治思想中的作用,浅析这种权利政治观的现实意义和内在困惑。     

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观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它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借鉴俄国"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批判地吸收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思想,总结党处理私人资本主义的经验教训而形成和发展的。这一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和平变革”思想的经济学解读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由"暴力革命"转向"和平斗争方式"的主张,除却一般的原因分析外,还有深刻的经济学基础。由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的社会化大生产及其与资本的互动,激化资本和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的矛盾,并引发社会危机,从而完成社会体制的变革。随着传统意义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变化",单纯的管理"层"知识型"工人阶级成为新的"社会革命"的重要力量。随着股份制公司的发展及其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的建立起来,从而向共产主义这一"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既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的过渡。     

“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的发轫之作——论《野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样式意义

蒋光慈的小说《野祭》作为“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发轫之作，具有此种流派文学的典型特征：崭新的革命题材与人物形象、“革命＋恋爱”的结构模式、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主观性“散文化”的情节结构等。《野祭》虽然存在一定缺陷，但它丰富拓展了现代文学多样化形态的艺术探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学样式意义。     

情归革命的红色恋曲——论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中的爱情书写

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红色经典"是作为其主流文化资源而存在的。本文以"红色经典"小说中的爱情书写为个案,探讨了当时这些文本在政治夹缝下对爱情的处理策略,由此推及十七年时期爱情书写的时代特征。从而展示了文学书写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